主 持 人：《金融时报》记者 孟扬

　　特邀嘉宾：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李佩珈

　　当前，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金融业大有可为，未来应进一步深刻认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加快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

　　那么，当前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存在哪些瓶颈？发展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还需要完善哪些机制和措施？为此，《金融时报》记者与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佩珈展开对话。

　　主持人：当前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存在哪些问题和瓶颈？

　　李佩珈：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股权融资占比过低。从增量看，2020年，我国新增社会融资中直接融资占比仅为15.4%，其中股权融资占比更低至2.6%。股权融资比重较低，既容易使金融供给失衡，导致金融风险积聚银行，又会影响到创新性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

　　直接融资内部也不平衡，企业债占比过低。2020年，我国政府债券（国债+地方政府债）占债券市场发行总额的比重在40%以上，企业债和公司债占比则不足10%，中小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更低。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由沪深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科创版市场、新三板市场及区域场外市场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但各类资本子市场均面临不同的成长烦恼。例如，新三板作为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和公开转让股份的平台，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承上启下的枢纽环节。2020年末，新三板挂牌公司共有8187家，相比2013年建立之初的500家，增加明显，但投资者门槛较高、流动性不足、转板难度大等深层次问题仍制约着其融资功能的发挥。

　　此外，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撬动作用需要进一步增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是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对于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更大程度发挥各类产业基金的合力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已经初具规模，相关政策体系也更加完善，其对创业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还存在着资金分散、投向重复、项目落地率不高以及资金“沉睡”等问题，拉动社会投资效果有待提高。

　　主持人：银行业应如何把握创新本质，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李佩珈：首先，转变理念，从传统的重抵押、重担保的授信模式转向以数据为重要载体的授信新模式。当前，企业和居民的生产及消费活动都更多地依托互联网进行，这使得其生产条件、收入情况、消费意愿及还款能力等都会通过互联网“留痕”，未来银行要抓住这一特点，构建以数据驱动为重要载体的授信新模式，从重视固定资产等传统抵押模式转向更注重企业的资信状况、交易数据、资金流向、供应链等多维度的全景式授信新模式。

　　其次，优化模式，探索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业务新模式。构建与科技创新型企业特征相一致的授信审批体制，将企业发展的不同生命周期与其对应的抵押品相结合，如在初创期其知识产权或其专利权作为抵押，在其成长期用订单或者应收账款作为质押等方式。建立投贷联动专属评价和考核体系，改变传统信贷业务中逐笔考核和责任追讨模式，对股权投资业务和贷款业务整体收益进行考核评价。适当提高股权投资业务的风险容忍度和科技信贷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最后，创新工具，加快线上业务发展。科技型企业资金需求具有短、频、快、急等特点，疫情加速了客户金融需求从线下转至线上的趋势。当前，加快线上业务发展、提高对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的响应速度已成为商业银行转型创新、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方向。

　　主持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政府部门，也与科创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主体密切相关。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李佩珈：第一，加快股权市场和风险投资发展，提高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作用。各国经验表明，风险投资等股权性资本是解决科技创新型融资来源的较好方法。未来，以充分信息披露为核心，配套推进信息披露制度和股票市场稳定机制建设，拓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适用范围;完善退市机制，加强退市制度数量标准，独立证交所退市权利，降低退市机制的不确定性；建立通畅的转板机制，实现各板块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大对资本市场操纵等大案、要案的打击力度，使稽查执法工作更加智慧、高效与精准；出台鼓励风险投资机构发展的政策，比如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第二，破除银行参与股权融资的“肠梗阻”，为银行参与股权融资活动提供更多支持。建议适当放宽对银行业参与股权融资的限制，改变银行现行风险资产和资本金计量方法，将银行股权融资的风险权重降低。与此同时，对于金融机构开展投贷联动业务形成的不良资产险，由政府出资，补偿风险，按一定比例与银行共同承担，提高商业银行参与投贷联动业务的积极性。

　　第三，统筹整合各类引导基金，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建立引导基金的容错机制，对于投资种子基金等偏早期的政府引导基金形成统一的监管方向和监管标准，推动容错机制落地。解决各层级政府引导基金资金分散、投向重复等问题，推进各类基金形成合力。提高市场化运作能力，对不同类别和层级的引导基金设立相应的准入门槛和准入机制，促进各类基金有序设立和发展。

　　第四，降低科创企业融资中的信用风险，提高金融交易效率。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科创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仅依靠银行自身力量又难以全面、准确地刻画企业真实信用状况。一方面，建立企业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加强工商、银行、税务、公安等多部门的信息联动，整合中小微企业注册登记、生产经营、纳税缴费、劳动用工、用水用电、互联网借贷、商业信用、环保安监处罚、法务纠纷等非金融信息，提高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完整性，并向金融机构开放。另一方面，建立企业信用黑名单制度，并依法向征信机构开放，便于金融机构及其利益相关方综合评价企业经营状况、还款能力。

　　第五，坚持底线思维，引导金融创新与监管相协调。前瞻性引导金融科技发展。借鉴监管砂箱、监管科技等新理念，引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正确、有效使用。加强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优化金融生态圈。支持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审慎稳妥开展综合经营，建立创新孵化应用机制，持续开展区块链、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前瞻性科技研究。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和底线，使金融创新始终处于可控范围内。